2025年的一个工作日清晨，洋县人民法院汉江法庭的法官刚踏入办公室，电话便急促响起。听筒那头，蒙女士情绪激动、语气决绝。
这本是一起寻常的离婚纠纷，但汉江法庭没有简单“一立了之”，而是迅速启动“家事和解+心理疏导”双轨机制，主动邀请双方长辈、妇联干部及村组干部共同介入，组建多元调解小组。
经过几轮“背靠背”沟通，法官发现，这对夫妻感情并未完全破裂，只是缺乏有效沟通。最终，在多方努力下，蒙女士打消离婚念头，撤回了诉讼材料。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拾烟火气。
“以前，群众遇到矛盾第一反应就是打官司，法庭一年要受理几百件案子，法官们忙得连轴转，群众也得耗费大量时间、精力应付诉讼，诉累沉重。”
如今，像蒙女士这样的纠纷，多数都能在诉前就得到妥善化解。这一转变的背后，正是法庭探索构建的“分层过滤、三端共治”解纷机制在持续发力，为基层矛盾化解提供了高效路径。
洋县人民法院汉江中心人民法庭坐落于秦巴山区汉江之滨，这里既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水源涵养地，也是传统农业区向城镇化转型的关键过渡带。法庭管辖磨子桥镇、黄安镇等4个乡镇，覆盖92个行政村、636个村民小组，辖区面积达687平方公里，服务群众10余万人。
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婚姻家事、邻里摩擦、农民工讨薪等各类纠纷层出不穷。如何实现“矛盾不出村、纠纷不出镇”，让群众少跑腿、少受累，用最低成本化解矛盾？汉江法庭给出了清晰答案：构建前端预防、中端调解、末端裁判“三层滤网”，层层递进、精准施策，实现矛盾纠纷的全流程闭环治理。
“法官，我们村修路时，有村民意外受伤，双方就赔偿金额谈不拢，争执不下，你们能不能来一趟？”
接到电话后，法庭工作人员立即赶往村里，联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、村委会工作人员就地开展调解工作。
最终，在多方见证下，双方达成一致赔偿协议，赔偿款当场履行完毕，还同步申请了司法确认。一起原本可能进入诉讼程序的侵权纠纷，就这样在诉前圆满化解。
“法庭干警定期下村入户，与镇、村两级组织及司法所、派出所联动，建立常态化矛盾纠纷调处联系点，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、法治宣传，还指导各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，从源头减少矛盾滋生。”
汉江法庭负责人介绍，前端预防就像一张密织的“无讼”网，网越密、防线越牢，进入法院诉讼程序的纠纷就越少，逐步实现了矛盾化解从“治已病”向“治未病”的转变。
“法官，包工头老林欠我们5个农民工的工资，拖了好久都不给，再要不回来，我们就打算找他‘算账’了！”
法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“三调联动”机制，联合司法所、派出所组建专项调解小组，一方面安抚农民工情绪，另一方面迅速找到包工头林某，最终达成调解协议。仅用3天时间，林某就支付了全部工资，避免了一起可能引发的“民转刑”案件。
“针对已经发生的纠纷，我们搭建起‘特邀调解+人民调解+行政调解+司法确认’的多元解纷快车道，打破部门壁垒、整合解纷资源。”
法庭工作人员表示，通过诉前委派调解与司法确认的无缝衔接，让群众不用走进法庭、不用花费高额成本，就能高效解决问题。
对于经前端预防、中端调解仍无法化解的纠纷，法庭及时将其转入诉讼程序，坚持“快审快结、繁简分流”，最大限度缩短审理周期、降低群众诉累。
针对辖区山区面积广、群众居住分散、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实际情况，法庭干警大力传承发扬“马锡五审判方式”，将法庭“搬”到村委会、田间地头、院坝院落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群众代表旁听庭审。
通过巡回审理、审判“五进”、以案说法、“院坝说事”等接地气的方式，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释法明理，让司法审判走出法庭、走进群众。既实现了“审理一案、教育一片”的法治宣传效果，也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治意识，真正做到案结、事了、人和。
在汉江法庭，“如我在诉”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干警们融入日常工作的行为准则——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站在群众的立场想问题、办事情，用温情传递司法温度。
“谢谢法官，你们不仅帮我们挽回了婚姻，更给了两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沟通、好好过日子。”
蒙女士撤诉后，她的丈夫特意来到法庭，向法官表达诚挚的谢意。一句句感谢，承载着群众对法庭工作的认可，也彰显着司法为民的初心与担当。
据了解，“分层过滤、三端共治”机制运行以来，汉江法庭收案量逐年稳步下降，案件调撤率始终保持在60%以上。
法庭还结合辖区实际，因地制宜打造“张宝锋调解工作室”，充分发挥骨干调解员的示范引领作用，精准化解各类矛盾纠纷“千千结”，目前已在辖区内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，成为基层解纷的“金字招牌”。
“这只是一个开始。”洋县法院院长舒胜表示，“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总结提炼经验，完善机制运行，推动从‘点上开花’到‘面上结果’，让更多群众享受到高效、便捷、温情的司法服务。”
在汉江之畔，洋县人民法院汉江法庭的干警，正用“分层过滤、三端共治”的工作智慧，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在矛盾纠纷的“减法”中，求民生的“最优解”，让司法为民的初心，在基层落地生根。
原标题：《“分层过滤”的洋县实践：在矛盾纠纷的“减法”中，求民生的“最优解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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